150题听写的反思

一星期份的听写大约有150题，这数字会不会有些过？可想而知如今的学子不知是为了分数而学习还是求知识？

近日，我哪刚入学的小侄子告诉我说，他在上星期的听写中150题内答对136题，希望借此成绩得到大人们的认同。当时出于他的努力我给与了该有的鼓励，但我的心中纳闷着学校要求学子一星期内明白150组生字又是为了什么？这事件相信不会在每间学校发生，但这的确反应了一个马来西亚教育的大问题，而这问题出至于教育的理念。一个理念的建构不单单只是来之决策者，他的成立往往来之于大众的取向。父母经由无数的考试和斤斤计较的考试分数形成对孩子的教育理念，因此补习和功课班，代替了学子玩乐的时光。考取好成绩也如同一个紧箍咒一样，加盖再学子的脑袋上挣扎时便收紧。

史书记载，三国时期杰出的官员徐庶，石韬和孟建他们都是诸葛亮的同学。他们的读书特点有别于诸葛亮，他们是把书特别是儒家经典读的精熟，而这也是当代东汉儒生应试教育（烦琐哲学）的老路，而这种教育体系只能培养出循规蹈矩的一般性的人才。由于诸葛亮明白这教育方式无法使他成为一位能建立非凡事业的巨人，所以他在学习方式上他不能遵循老路，“简明扼要”成为了他的首选，因此吸收书里边最浓缩性的精华成为了诸葛亮求知识的方式，也就这方式使他名流千史，并辅助刘备建立蜀汉王朝独霸一方。

想必大家会觉得三国时期太遥远了，而当时他们还是处于封建时代和如今提倡自由平等的年代不同，因此教育体系怎能一样。没错，的确是有些不一样，但我坚信寻求知识的目的始终如一。近日我读了一则有关亚裔美国团体向著名大学哈佛提出的诉讼新闻稿，这团体是由美籍亚裔的学生家长组成的，他们不满哈佛大学没录取在SAT（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考得更好成绩的亚裔学子。哈佛大学有个针对申请入学者而设定的“全面审查”录取标准，这录取的标准不在于成绩的好坏，因为哈佛不希望他们的学生是因为考试而学习，同时他们也无法接收那些埋头苦读却不追寻个人志趣和消遣的书虫。因为他们（哈佛大学）认为死读书的人无法丰富自我的性格和拥有透过阅读扩大视野的能力，同时也无法成为一个更有趣的人。就这诉讼哈佛大学的回应很简单“除了成绩和考试结果，亚裔学生在其他方面无从竞争”。也没错啦，就知识来说没有一个能比“接受”来的有效，即便考取了高分数如果他无法“接受”知识，那么他念的书只能成为考取好成绩的工具，而非成就事业的一身本领。

在这经济的风尖浪头中，唯独美国一枝独秀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美国有一个给与“想象”的教育理念。要铸建一个有想象力的教育理念首先父母必须放下“这是为孩子好”的想法，因为父母的一厢情愿捆绑了孩子的翅膀。如果学子的学习环境是在一个有标准答案的考试中长大，那么分数将成为了他们唯一的“如果”。少了一些创意的“如果”，那就像是只会复制和拷贝的机器人。而只会复制和拷贝机器人使得马来西亚在 “创新科技”的表现中不堪一击成为国内经济的死穴。08年危机后美国告知全世界，一味追求老旧发展道路的国家将会使陷入了泥潭之中，即便如“牛”一般的工作，也无法创造另一股“牛”市。试问金砖五国的金漆还在吗？

再见了，Unit Amal。

过去我参与不少街头诉求运动如绿色聚会，干净选举运动等，在每场的活动中我都能看见一群身穿枣红色上衣黑色长裤和头戴枣红贝雷帽的伊党志工团（Unit Amal）。他们永远都是站在诉求者的最前端，架起一道又一道的人墙保护着我们。他们不但是我们的防卫墙同时他们也是我们的和平使者，他们负责看顾全场人的安全，竟可能不让冲突的火苗燃起。

当回教党宣布不再参与由净选盟号召的Bersih 4.0 街头诉求运动后，这意味着这群永远站在人民最前方的保卫墙将不会和以往一样站在街头上了。好让人心里不是滋味，昔日每次发生事故他都让我们先走他们垫底确保我们都离开了他们才撤退，但却由于分道扬镳我们的情结就此断了。我们一起工作的画面还一幕一幕的浮现在我脑海里，你们告诉我的那句“先知说：当你们搞群族，那将不是我们的追随者”还未随风从我耳边离去，你们精神就已经离得远远的啦。

昔日的目标为何就经不起风吹雨打？是否是因为我们过于吹捧领袖，因而导致领袖嘴里的目标才是目标呢？还是我们有了领袖就没了立场，没了理念，没了理智？

或许吧！是我们太信任我们的领袖了，因此我们都很愿意听信党内领袖的说法，为党好顾名思义就是身为党员的死穴,盲点。当大多数的党员相信领袖的说法，那么其小部分的人马将会被挂上“彩虹”的头衔。那一群不听话的党员将会受到对付，因为他们是导致党内分歧日益严重的原因；不砍不行。因该吧！是我们太怜悯我们的领袖了，因此即便领袖做错了，我们都不忍心职责他们。就因为他为马来西亚的民主大业劳心劳力，我们又怎能职责一个如此伟大的人呢。因此领袖错了我们都会帮助他找寻借口。确实吧！我们过于在乎领袖的领导，因此即便是昔日的战友一旦被领袖认定为敌人那么它将是我们这一方的敌人，上了战场就只能兵戎相见。

当我们的眼睛只容得下领袖而非正视最大的利益，那么领袖要我们倾斜于右那我们便应呼而动。理念，理智就这样被他们卖的一干二净，剩下的只有稳妥的“票”。我只能感慨地对自己说“不再不上街也好，至少我参与过的街头诉求运动都有Unit Amal的影子”。

政治的真面目

米蘭昆德拉在其著作中曾寫下了這麼句話“我們很久以來就明白世界是不可能推翻的，不可能改造的，也是不可能阻擋其不幸進展的。只有一種可能的抵抗，那就是不必認真對待。”就如同這亂七八糟的政治一樣，你一旦認真就輸完了。

我還記得上次馬來西亞出現水荒時我參加了一場論壇，那是一場討論關於水資源的論壇。在論壇中有一位演說家就水供短缺問題劍指執政黨，指責政府的政策無法充份管理及使用國家的資源而導致的。還因裙帶交易讓朋黨在水庫附近砍伐樹木和允許他們種植油棕。人民由於政府的無效率管理因而導致面對缺水的危機增加。

這位演說家在整個課題上，一味的指責政府，把所有過錯都施加在政府的帳簿上，我慶幸的是幸好馬來西亞沒颱風，不然一定是執政黨的錯。

那麼真正問題在哪裡？缺水的問題在於氣候變遷，我們地球的天氣以走向極端，這是許多科學家都認可的事實，包括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美國前副總統高爾就這議題拍了一系列的紀錄片用於推翻利益集團的阻攔。其次是超乎意料的商業用水，據一份來之於IMF的報告指出生產一枚電子元器件需要的用水量同等於人類3天用於洗澡的水量，或從生產到調製一杯可口的拿鐵拉花需要消耗高達200公升的水。

放眼觀看我們的政治，我只看到各政黨想方設法不斷的擴大版圖，所以沒有一個公共層次何等重要的，沒有任何一個有競爭力的議題是重要的，沒有一個經濟議題對他們來說是重要的，因為這些都無法讓他們的成長。就如那演說家一樣，他會設法把你引導到一個他想讓你去的地方（思維），一個完全對他有利益的區域卻保留了完整的故事不讓你知。

由於前途的迷茫，政府醜聞滿天飛使國民對國家感到憤怒這是很自然的，對現狀的有所焦慮這也是人性之一，但這些都絕對不是面對問題的方法。要讓我們的國家成功唯一的方法是強迫政治人物面對問題，讓他們往困難一步一步的去克服它。如果一個國家的人民在政治議題上發泄情緒，因而讓政治人物藉此找到了良好藉口，這國家注定失敗。
（星洲日報／言路‧作者：啊布丁丁）

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

首相納吉最近為一馬援助金（BR1M）是否繼續發放埋下伏筆。一馬援助金之設置是為了減輕低收入家庭的生活開銷，但也有人覺得這是為了討好選民的舉動。

撇開一切政治因素，發放一馬援助金不但能減緩低收入家庭的燃眉之急，也能激化市場活動。以經濟學的角度來說，當人民得到了政府發放的援助金後，將會使用這筆錢在市場上購買所需要的日常用品，因此刺激國內市場的活動導致國家經濟提昇，不但如此，國家稅收也因為消費者購買能力提高而增加。

由於購買力的提高是因為得到政府的幫助，而非消費者自身的能力，因此好景絕不長存。雖然一馬援助金解決了一時的燃眉之急，卻無法在根本上解決低收入家庭面對的問題。低收入的原因不外是低技能和低學歷。政府應該割捨一馬援助金，把省下的錢用於開辦更多技術培訓課程或和私立學院合作讓技術培訓課程更普及，此外，政府也應設置一個技能資格鑒定制度，為各領域的勞動者提供全方位的培訓服務和保障，同時也為技工提供深造的機會。提高學歷資格不僅有助於提昇受益者的專業技能，同時也將成為受益者人生中的一筆無價財富，助他們在職場上平步青雲。

他們一旦走出困境，消費能力將提高。當市場活躍起來，市場前景大好，升薪機會亦大大提高，同時也會創造更多就職機會。如果人人有工作，社會矛盾將減少，治安也將改善。

政府應正視問題並對症下藥，方能事半功倍，直接給予人民援助金，並不能根本解決低收入家庭的經濟壓力。

（星洲日報／言路‧作者：啊布丁丁）

集會後遺症

無可否認抗議活動可以是一個很好的訴求管道，結合同道人士的力量向政府表達民意，但也是政治人物最喜歡劫持的運動，或是一場悲劇的導火線。

烏克蘭有一個名叫“右區”的激進社會組織，在2014年施壓時任總統亞努克維奇退位的抗議聚會中煽動示威民眾和維安部隊發生衝突。結果這場和平聚會以流血告終，雖說亞努克維奇因此退位，聚會的目標達到了，但烏克蘭人民沒因這場改變而嘗到改革後的甜美果實。千瘡百孔的土地提醒了我，這是一場示威的後遺症。

一個年輕人在一場街頭聚會中扛起一桶汽油往他身上淋，一把火犧牲了第一個因阿拉伯之春失去的性命。這把火的效應同時也把阿拉伯人激進的心燃燒起來了，因此一個個執政黨因政變結束了掌權的年代。阿拉伯之春後的敘利亞原任政府已經倒台，但國土卻被1千700多個武裝勢力割分各據一方，人民沒因改變過上好日子，反倒日子更艱辛，人身安全蕩然無存。滿街的絕望是阿拉伯之春的後果，IS的崛起是阿拉伯之春的功勞。春天后的阿拉伯遍地開滿了茉莉花，但美已不在了。

一個曾被老牌民主國家殖民統治的香港，回歸後想從中共政府手裡討民主，因此占中三子號召群眾上街佔領中環，而這場佔領活動年輕人參與度可說得上是有史以來之最。香港是一個社會運動旺盛的地方，但這次上街的年輕人真為普選而來嗎？不全然如此，年輕人走上街頭除了在意那一丁點的號召目的，其餘的是年輕人的憤怒。對前景模糊的憤怒，對無法看清未來的恐懼，對政客的厭倦，對挑戰的恐慌，對蝸居的討厭等等。占中只能說是憤怒高於訴求，討厭高於訴求，恐懼高於訴求，這麼一來普選只是發泄的口號。最終這場運動被沾上污點落幕，自此仇“中”更是在香港人心中萌芽破土而出。一宗又一宗的“反中”運動在繁華的旅遊區上演。

當一場聚會偏離了目的，可能是悲劇的導火線，就如同以上提出的例子，沒一個有好結果。你會說之前的聚會都和平落幕，但請想想香港擁有良好的社會運動記錄，也無法逃避“憤怒，絕望”帶來的破壞力。正義絕對無法在街道上撿拾到；堵死街道只會讓口停下。年輕人更應該謹慎思考，別因為腦熱而失方寸。再說，一個訴求乾淨選舉的組織也開始關心誰當頭家了。

（星洲日報／言路‧作者：啊布丁丁）

同性恋因不因该合法化？

今早画过电话发出的早晨闹钟后，随之看到的是一则振奋人心的消息。美国最高法院历史性的判决，全美50州同性婚姻合法化。叛决书宣读后庭外的支持者欢呼声不断，面子书上的彩虹潮也随之而来。

道德观念

同性恋最大的阻碍来之于道德伦理上，由于同性恋是违反自然法则的恋情，因此大众无法认同这概念。我们把眼睛放回看，晚清的社会流行为女生裹脚，为了不让女生常出门，而当代的人都认同这套思维，因此有了脚裹得越小就越美的说法。当有人质疑这做法时，当代人的反应就像今日反对同性恋合法化的人一样，因为抵触了他们所认同的道德价值观上。

法律

法律是因一个社群的习惯，文化，知识背景，和宗教教义等所制定的社会准则。法律最大的约束不是处分的重与轻，而是良心。同性恋在法律上能得到肯定，无可否认政治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如同黑权运动一样。当黑人在法律上得不到保障的时代，他们被迫为奴，即便受了教育也无法和白人有同样待遇，甚至到餐厅用餐或搭公交车都有指定的座位。当法律给与他们平等的待遇时，歧视虽没因此不见，但也锐减了不少。

社会架构的冲击

当法律允许同性恋的存在，这意味着有更多的同性恋者将能组织属于他们的家庭，其中包括了合法领养孩子。因此有些人担心这风气将会印象下一代的性取向。一部由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爱回来》叙述了一对男同性恋的同志家庭领养了一位因为妈妈是毒虫而被弃养的孩子，而这孩子患有唐氏综合症。由于当时的法律是允许同性家庭，因此“唐宝宝”的两位父亲展开了一场法律战争。由于当时的社会和法律是不允许这类事件的合法化，因此唐宝宝马克被迫再次离开一个能得到爱的避风港，而原因就是马克最喜欢的玩具是洋娃娃。虽然剧情没能讲述马克长大后的性取向，但一个同志家庭养育的孩子未必日后的性取向会和父父或母母一样，因为当今的同性恋者都来之一个普通的家庭。

中国女权革命志士秋瑾曾说过一句话“在中国，男子是强者，女子一直受压迫，那些封建社会总会想一些野蛮的理法来束缚女子，愚弄女子”最终他因自己的理念死于断头台上。当时的她被世人痛骂是一位伤风败德的女子。林肯一个被后人敬仰的政治伟人，在他宣布争取黑奴解放时，被世人认定他是一位出卖白人的混蛋。秋瑾和林肯所争取的不是当代人的利益，而是为后人种树，他们被当代人臭骂，反被后人敬仰，因为树长大了。

2013年教宗方濟各在结束巴西访问时，在机上被记者问到有关同性恋，他回说“很多人在讨论同性恋运动，但在这课题上重要的是，我们要分辨同性恋和同性恋运动。同性恋运动是不好的，但如果有人是同性恋者，他愿意寻求神，而且是善良的人，我是谁？竟可能论断他们呢！圣经里的教导已经解读得很清楚，即便是神职人员任何人犯错，他们要跟神诉求宽恕，神就原谅她们，神不纪念她们的罪就被赦免了”。没错！爱罪人，恨罪恶是教会从小到大教会我的“基督价值观“。

该给谁加薪?

马来西亚议会厅里有一个常态，在大多数的议题里都会出现正反两方，各方都为自己的立场发言辩护甚至不惜挑灯夜战也要阻拦议案的通过。但面对增加议员薪资或提升福利津贴的议题，都会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姿态通过，更不会因此议题出现反方试图展开马拉松式疲劳轰炸议会里的决策者们。

再加薪的议题上国内民众都持有不同的立场，有的认为加薪是因该得，就如同在企业工作的人们一样，他们努力付出的就指望公司能提升他们的薪资。反对的声音认为他们不该有这议案，因为国会非长期“开仗”， 或和平民百姓相比国会议员的待遇已经算很不错了，因此不认同议员在人民水生火热中提出加薪的议案。

前英国财政部顾问 戴安柯尔，在他的著作《被卖掉的未来：拼经济，不该拼掉我们的未来》里指出一位英国的议员平均收入是高达六万四千七百六十四英镑，而这数目不包括职务所允许的支出和福利津贴。相对之下，普遍英国老百姓的所得中位数却只有两万零八百零一英镑。作者也就针对这组数据作出了一个结论，她认为或许英国国会议员的工作值得这么高的薪资，但或许太多国会议员拿他们的收入和银行家或大公司的名牌律师相较，而不是和一般教师之类的公务员相比。反观马来西亚也不遑多让呀！

如果因为国家的收入增加了官爷们有了加薪的“念头”，我倒不介意把这“年头”施加在公务员的身上。加薪不但能减轻他们的负担同时也帮助政府倡导的反腐风，也更有利于国家的经济发展。因为一个国家最大的雇主就是政府，如此说来政府一旦提高公务员的薪资这将会有助于提升国家人民的消费能力因此刺激国内的所需帮助提高良好的经济效应（根据市场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一个国家大多数的消费能力是来自于中产阶级而非富裕人士）。增加公务员的薪资而带来的经济效应绝对远比只针对两百二十二位国会议员来得大，不过这也意味着政府的花费将会更庞大。

是誰謀害了老字號？

自馬來西亞步入GST時代後，許多經營幾代人的老字號紛紛傳出“關門大吉”。老字號的離場是因為GST的迫害嗎？還是另有別清？而究竟誰是幕後兇手？

自從世界走向全球化後，市場的競爭逐漸提昇，而第一位“老店殺手”
便是全球化。當世界各國為了提高本國的經濟成長因此打開自家的國門讓外資直接投入本地市場的懷抱，市場因此瞬間活躍了起來，同時競爭力也跟著攀高了，而保守的“老店”因為無法適應全球化帶來的市場改變，因而百年老店一間一間的倒在了市場的竟技場上。

隨著世界走入了全球化時代，全球化徹底改變了市場的遊戲規矩，而價錢便是老店的致命傷。如超級市場改變了傳統的雜貨商店的市場地位。由於超級市場的營業模式有利於降低物品的零售價，相對之下傳統雜貨商店的零售價無法和現代經營模式的超級市場對比，因此消費者紛紛都選擇到超級市場購買同樣品牌或相同質量的日常用品。還有當超級市場走向鄰裡，這意味著傳統雜貨商店喪失了“方便”的優點，而傳統雜貨商店唯一剩下的優點就僅有“和顧客的關係”罷了，也就因此傳統雜貨商店在市場道路上越走越困難。

當國民知識的提高，這意味著國民相信科學遠比“傳統”來得高。而最好的例子是“傳統藥材店”對壘擁有合格藥劑師配藥的“藥房”或專業醫生鎮守的“診療所”，一方代表著傳承的知識而另一方代表著科學的知識。當現代教育普及化，國民生病後大多數會選擇到藥房買藥或去診療所掛號而非到傳統藥材店抓藥。也就因此傳統藥材店因為國民知識水平的提昇，失去了原有的市場優勢和競爭力，因而導致傳統藥材店面臨經營上的困境。

如果硬是要為GST冠上一個罪名，那麼我只能說它是幫兇之一，而非主導老字號倒閉的罪魁禍首。因為GST初出茅廬，他的影響力還沒能摧毀一間又一件百年老店，而失去競爭力才是老字號的致命點。喬伯斯的蘋果改變了移動電話的市場，Nokia的故步自封導致了失去“全球第一”的封號還差點面臨關門的危機。“當你沒能和世界一起改變，那失敗就是你的結局”這是Nokia給世人上最寶貴的一課。

（星洲日報／言路‧作者：啊布丁丁）

暧昧关系

暧昧是指一对男女在关系上的态度是模糊的，不明朗的。它可以说是一段恋爱也能解说为友情，实际上它可能不是情侣关系，同时又超然于友情之上。暧昧是一段模糊的关系，因此男女无法在这段关系里找到相爱的证据。由于这段模糊关系少了些许的责任因此当事者乐在其中，同时也不知该何时抽身远离这段关系面对事实。

就回教党提出伊斯兰刑事法修正案后，行动党和回教党不就正处于暧昧的关系吗？

在第13届大选前，每当民联的演说家针对是否推行伊斯兰刑事法答案都是一致的，此法不会被实行，更有一位政治超人制作短片宣称这是马华在大选前的计量，为了削弱华裔选民对民联的支持。话还没淡出脑后，回教党就在吉兰丹州议会3读通过伊斯兰刑事法修正案。事后行动党就因此事迟迟不给大众一个明确的方针，只让民主行动党社会主义青年团（社青团）发布文告称将“冻结”和回教党的合作关系。我顿时懵了，冻结党籍我可听说过，冻结关系还真是个新鲜的词啊。透过观察，这两党的互动完全体现了他们的关系正处于暧昧阶段。因为暧昧或许能修成正果，但如果失败了责任将不会牵涉另一方。

如果您想知道最终的结局，那么你就必须等待回教党改选后，如果保守派继续当权，那么民联也就完了，如果开明派夺得了掌舵权，那么保守派将会离开，至于伊斯兰刑事法将永远的烙印在马来西亚法律内，即便开明派赢得了来临的党选。

真相是“爱”

2014年正式进入倒数阶段，过去的画面也随着步入2015年一幕一幕的漂浮在脑海里。这一年我偶然的加入了世界联合国难民署（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UNHCR）成为一名兼职的志工老师。也透过和孩子的接触让我明白了教育是改变世界的主要钥匙。

据联世界合国难民署的统计大约有150,000位来自不同国籍的难民和我们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而我执教的地方就是一所专门为难民后裔服务的学校。这间学校规模不大，只有两间店面的面积学生人数不下百余人。

有一天，就在课堂即将结束前，我的学生Yasin举起她褐色的小手向我提问“老师，为什么你的手掌是粉红色的，它好美哦。”之后班上陷入讨论的状态，同学纷纷都直视我的双手，“好美哦”和“跟我们的手不一样”的声音隐隐约约的听到。我楞了一会儿，之后我没立刻解释而是拿起桌上的麦克笔在白板上写字并吩咐学生照着抄写。就在我画上句号后不久，学生也把手中的笔放下，随后我便告诉班上的学生说“手的肤色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的双手能做的事，你们也能，就像白板上的字一样，你们都一字不漏的抄写在你们的笔记本里”。随后我还说了一句“如果你用你们的双手做好事，那双手是美的，如果是做坏事，即使是白色的双手，那都是一双肮脏的手”。就在我说完后，下课的钟声响起了，同学们向我握手道谢后便离开教室到候车亭等待世界联合国难民署安排的免费巴士回家。

改变世界的真相不是政治，而是教育，一个有爱的教育才是通往改变的钥匙。而这世界就是少了一点谦卑的爱，因此世界才如此的乱。

啊布丁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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